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

时间:2019-09-20 作者:admin 热度:
去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们就在想方设法来逃避。” 
  “我们当中有些人为这个问题斗争了若干年,这并不容易。这虽不轻松,但我们感到一定得这样做,至少当我们完成了如此艰难的报告时能期望有一点理性的辩论。” 
  “我们得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突破究竟能推广多深,因此要做试验。即使事与愿违,我们也能了解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真是荒唐,”他喃喃地说道,一边指著有关霍利斯的几页纸,“你不可能指望我接受……”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我,“只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听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又会传回到那些该死的常务大臣那里去。” 
自己斟满了酒。 
  阿瑟离开的时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控制的其他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波兰从大战以来一直就是西方在东方集团的行动中最为持续有效的地盘。在“哈里特”的调查当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军情六处控制的所有间谍,长期以来,在军情六处华沙分站一位秘书所租用的一套公寓里碰面,在那里举行了九十多次会议。我在推测,波兰情报局和克格勃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些次数惊人的会议,其原因是他们正在向我们安插假间谍。军情六处又一次恼怒,就像他们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样。 
  但是,如果汉利是个间谍,这一切对他都不生效。他是一个内行,他太熟悉这些花招了。就像菲尔比一样,他会眼看着打击到来。唯一对付一个内行的办法是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况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哈维又打开另一瓶啤酒。 
  哈维又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还不如告诉混帐的巴布亚人哩!”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还有别的人吗? 
  还有另一个细节,五十年代中期,英国成功地把波兰总理汉克运到了西方。结果在华沙进行了一次调查,是由当时克格勃的头子谢洛夫将军亲自主持。由于某种原因,克格勃没有事先得到有关汉克运出的警报。戈林涅夫斯基知道这是因为该中级间谍被“冻结”了,或者是因为他受到怀疑,或者是因为他在国内失去了联系,或者干脆因为他的神经脆弱。这个间谍显然被冻结了两三年,五十年代末才恢复了在波兰科的工作。以后,当戈林涅夫斯基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询问他在第三总局的一个朋友是谁负责招募这名间谍的以及这项行动是否仍在进行,他的朋友对他甚至知道这种事感到吃惊,并奉劝他不要多嘴。 
  还有其他许多拒绝让我们靠近他们的英国共产党忠实的公仆。鲍勃·斯图尔特和伊迪丝·杜德·哈特两个人都是作为信使与“五人集团” 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有过联系,我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试探。他们两个人都守口如瓶,他们都是纪律性很强的战士。我们很难找到突破口。公众很少知道军情五处在进行这类调查时所处位置的薄弱环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譬如,布伦特告诉我们他知道有另外两名间谍,其中一个是在招募利奥·朗时被发现的,其实朗已经由布伦特在指挥。布伦特当时正在同那个招募间谍搞见不得人的不正当关系,双方就朗的问题都互不通气,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这两个间谍现在还活着,住在伦敦。他们在战争期间从事“幽灵”计划,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个工作,开始了学术生涯。两个人都不同意与我们见面讨论他们与俄国情报工作的牵连。惟一的积极行动是对一名高级警长进行警告,这位警长与其中一个间谍是朋友。于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便中断了。 
  还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兰街对波兰大使馆搞的同样的工作。当时使馆隔壁的房间暂时空出来了,安全局A 处二科奉命进去安装一系列的窃听器。温特博恩和我带领A 处的十二个人去了。安静是很重要的,因为共用墙那边的目标地常常有人看守。我过分虚张声势,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脱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发出声音来。我们在严寒中一口气干了四个小时。二楼所有的地板都被揭开了,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间的空隙里穿排电线。突然,有一根电线缠在一根有裂缝的托梁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动,于是便一脚踩在托梁旁边的一枚穿钉上,再用手去拉那根电线。就在此刻,穿钉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楼下一层的天花板,一大块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轰隆一声,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震动了整个波特兰街。响声与灰雾散去,我却被拦腰夹在天花板的破洞里。过了一会儿,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还有一项防止误解的说明。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汉利刚搬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对他的任命颇有争议,因而行动更加小心。他要设法赢得政治靠山和白厅主子的信任,让他们对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巩固的人更容易妥协。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子。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深知这种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根据他的报告估计一下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隐匿着腼腆。他自从一九六0年被提拔为C处的处长后.就被人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局长。他年龄适当,四十多岁,有一个反应敏捷的文职人员的头脑,因而博得了白厅对他的喜爱。此外他还有一副粗扩的军人外表,这使得他在军情五处的委员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哈里特”调查出现时,他正是王储——肯定接替将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琼斯。 
  汉利是个聪明人,比弗·琼斯要高一筹,然而他却没有琼斯那种坚强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琼斯那样信任汉利。自从琼斯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办公室。安全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最后四年里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诀别。 
  汉利找过精神病医生,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军情五处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生涯中曾以各种方式征得意见以帮助他们自己承受起职业机密的负担。但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汉利的旧创伤,也许它们能暴露出汉利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琼斯、斯图尔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琼斯以个人的名义给汉利的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莱大街去拜访了这位精神病医生。他知道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宣称汉利具有坚定强健的个性,并懂得了如何对付他早年的无能。我问他是否设想一下汉利是个间谍。 
  毫无疑问,军情五处与政府通讯总部最缺乏联系。战争期间,军情五处有一个自己的信号情报组织——无线电安全处。在双重间谍制度的合作上,军情五处和这个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无线电安全处主要截听并破译德国情报部门——Abwehr的密码,使军情五处能够在德国间谍一踏上英国的国土时就把他们抓获。后来军情六处为五处代管了无线电安全处。B 处当时负责监督甄别这些间谍,那些愿意和英国合作的人转过头去开始向德国人传递假的无线电报告;那些拒绝合作的人则被处决。但是,使用假情报能否成功取决于监听敌人对假情报接受的程度。通过无线电安全处的无线电截听和破译德国军事密码之谜,负责双重间谍活动的“英里格马”二十人委员会便会准确地知道,他们的骗招对德国军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响。 
  毫无疑问,朗斯代尔是一名在英国的常驻非法间谍。于是我对他十月份从莫斯科回到伦敦后所收到的电讯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他平均每个月从莫斯科收到三百组到三百五十组电讯。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驻非法间谍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组电讯,而且一般总超过五百组,那么朗斯代尔所收的电讯为什么这么少?少在哪里?朗斯代尔的呼号是三位数,如果广播有电文,就包括一个“1 ”,如果没有电文也就没有“1 ”了。我向通讯总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找到与朗斯代尔八月离开英国以后和朗斯代尔十月回到英国以后所收到的长度相似的电文。通讯总部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出了一个称为“连续性”时期的电文。那是在六年前,当朗斯代尔刚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 
  好几个小时以后,沃森挑出了三张照片。第一张是尤里·莫丁——菲尔比的上司;第二张是塞尔盖·康德拉谢夫——乔治·布莱克的上司;第三张是尼古拉·卡皮柯夫——瓦萨尔的上司。沃森承认常常同这三个人见面,有时是在他吃中饭的时候同他们在泰丁顿海军部研究实验室附近见面。他否认向他们递送过机密。戈利金说他知道卡皮柯夫有两个海军间谍,其中一个是海军科学家。康德拉谢夫也有两个间谍,一个是布莱克,另一个是海军间谍。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好几天来,阁楼路上那幢房子里都没有人。这个案子的全部焦点移到了在米切尔地图上标明的那个地方,可米切尔从来就没到那里去过,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去过。 
  好像我击中了他似的,布伦特畏缩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条铅笔一样细瘦的长腿交叠着,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条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好一个卡明,他要我采取主动。我提出了我在海军部的养老金问题。如果我离开海军部,那么我这十四年应得的养老金就要全部泡汤。我不能跟卡明一样,可以靠私人收入来维持生活。卡明轻轻地弹了一下白兰地酒杯的边缘,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情,仿佛我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穿过军装,也和克格勃的一个官员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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