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

时间:2019-09-20 作者:admin 热度:
这个克格勃官员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揭发进行了这次招募活动。汉利和史蒂文斯两人都参加过一九四五年的加尔各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史蒂文斯作为军事翻译派给斯大林,为他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直到斯大林对他讲的俄语中所带的波兰口音不满才把他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很可悲,有关菲尔比的这些琐碎的材料是电子计算机化项目给英国“维诺纳”计划带来的真正的惟一的帮助。被吻合的克格勃发给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电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很感兴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间谍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区。英国“维诺纳”计划通过吻合破译的电文,大部分是一般电文,而不是发给克格勃和格鲁乌的电文,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后者。“H72 ”号木屋里的密码分析工作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可没有发现新的捷径。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尔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这一案件的通讯方式多,有时两种,有时甚至三种,而其他案件则没有这么多。但向朗斯代尔和克罗格一伙提供情报的却都是一个人——霍顿。的确,霍顿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够收集到英美潜水艇探测系统的重要情报,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朗斯代尔却要通过克罗格夫妇呢? 
  亨利挨了骂,但仍然解释说,海军几个月来一直在逼着他们搞到“奥尔忠尼启则号”螺旋桨的详细资料。 
  亨利表示感谢,走出了房间。卡明给朴茨茅斯港的海关情报处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把旅馆登记簿上那两个人的名字抹掉。温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残局,但这些努力不能避免发生丑闻。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潜水员的事提出公开的抗议,艾登为此丢尽了脸,被迫在下院作了声明。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忠告。显而易见,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是最好的方案,因为这种毒气使用简便。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处伦敦分站在埃及有个间谍,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纳赛尔的某个总部。他们计划在通风系统内放一些神经毒气罐,但我指出这样做不仅需要大量的毒气,而且会造成大批纳赛尔手下的军官死亡,显然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计划——军情六处的计划都是这样。后来亨利告诉我,艾登又否定这个行动了,这并不使我感到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比“巨型炸弹”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实,基辛格也没收到过这些报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报告锁在安格尔顿的保险柜里。他肯定利艾林是打进来的间谍,因而干脆拒绝传阅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汤姆·卡拉马辛斯严厉训斥了安格尔顿,从此安格尔顿便一瓶不振了。 
  胡佛突然又凝视着我,说道: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乎立即打断我。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怀特的公寓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后面。我按照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那里。狄克亲自来开了门。他穿得很随便,只穿着一件开领的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根像领带一样的围巾。。 
  怀特的离去实在匆忙。同事们纷纷凑钱买了一套陈旧的英国银餐具送给他,并在军情五处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依依惜别的场面。我当时与狄克还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对是否应去军情六处感到犹豫不决,或许他已意识到,这一去便是永远离开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业。狄克在致告别辞时,声泪俱下。他谈到了战前那段时光,谈到在那时结下的友谊。他感谢卡明鼓励他加入军情五处,他骄傲地谈到在战时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们大家一切如愿以偿。最后他赠辞说: 
  怀特的演说虽然漂亮,但他却基本上是一个正统派人物。他信奉时下最时髦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认为军情五处在压制苏联在英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方面,会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发共产党人的动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学会发现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情报部门有颠覆英国政府的企图。他非常重视正在白厅实行的新的审查制度,认为这是防止俄国情报部门渗入英国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 
  怀特对马丁的能力评价很高,他说服马丁不要去澳大利亚,劝他去马来亚担任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直到D 处的气候好一些时再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马来亚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乱活动中, 马丁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他离开D处之后,反间谍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处失去了它最能干的、或许是脾气最变幻无常的官员。 
  怀特对他的话似乎并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阳穴,翻着文件。屋角的时钟节奏有致地走着,房间里到处都有恐慌的迹象。 
  怀特和霍利斯选出来主持英美情报合作机密检查工作的人,竟曾经不知不觉地成了苏联的招募目标。这一发现使他们两人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知道,对汉普希尔进行的审查在美国人眼里简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当时,美国对英国情报部门搭上的“守旧的老关系”极其反感,因而他们都不可能爽快地认输,汉普希尔案件就这样永远被小心地埋了起来。 
  怀特很不喜欢里斯,认为他提出这种不怀好意的指控是为了哗众取宠。这四个人是好朋友,这正是他难以同意阿瑟·马丁对布伦特怀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斯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后,狄克对里斯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就像今天一样,狂欢和间谍活动都是很有读者市场的新问题材,里斯那些详细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动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详细地考虑了米切尔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卖了“流畅”行动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详细报告,包括“蚯蚓”系统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在那个时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尔干的还是霍利斯干的,苏联人在不知道话筒的确切位置时是没法取出它们的,除非让清查人员来找到它们。尽管苏联人知道被监听的确切范围,但当时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寻,还是没有找出这些话筒。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会晤进行得很困难,许多科学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国和美国讨好。我尽量提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明显地是在迎合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莫斯科被监禁期间受了许多折磨,他们的许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哪一边工作,这也是不可能被忘记的。 
  会议的地点定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间经过特别安全检查的会议室里。那是一幢玻璃楼,四周有电网,屋顶上有成百上千条天线和接收盘,纵横交错,枝柯林立。用这些设备,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监视站进行联系。与会的国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码分析家阿尔特·莱文森;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伦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尔顿和一个叫比尔·哈维的膀粗腰圆的汉子。哈维刚回到华盛顿,他去柏林负责隧道行动,现在是“参谋D ”的负责人。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霍尔上将当时是我家的常客。他一来就和父亲一起溜进玻璃花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私下地密谈些有关某种新发明的事。父亲还认识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父亲非常钦佩他的勇气和技术才能。他还认识军情五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上校。父亲对他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讨厌他。如同要么支持牛津大学,要么支持剑桥大学一样,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有优劣之处,父亲毫无疑问是倾向军情六处的。 
  霍利斯摆出局长的架子,傲慢地对我说:“彼得,今天的讨论将由格雷厄姆主持。”然后,他翻了翻我的报告,满脸不高兴。我于是转过身面向米切尔,米切尔浑身是汗,竭力避免同我的目光接触。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动身去了美国。他向那里的约翰·麦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绍了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猪湾事件后被解职,由麦科恩接替了他的职务。不久以后,阿瑟紧接着也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汇报,然而他却受到了很无礼的对待。美国人不理解为何把这案子毫无结果地搁下来。这里被人揭发出来的是二十世纪最危险的间谍之一,这个嫌疑者最近正要从西方最重要的反间谍岗位之一退下来,但却没有被审问过,这再次表现了军情五处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完全正确的。 
  霍利斯冲着我微微一笑,然后削起铅笔来。我刷地站了起来,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霍利斯读完报告后,问我:“你知道他六个月以后就要退休了?” 
  霍利斯对此表现得很自然。大约十年前,他和我讨论蒂斯勒之时起,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对抗。现在这种对抗公开了,它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面对过去所有秘密培育出来的怀疑,仿佛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霍利斯告诉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马尔科姆·卡明和反俄国间谍的负责人考特尼·扬对监视队及其配套机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认为情报是从那里泄漏出去的。但查到后来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温特博恩说服了卡明,让他去劝霍利斯找我参加。 
  霍利斯和当时C 处的处长琼斯对有人指控霍顿是间谍一事非常尴尬。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进行辩护,案情就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是由波兰科即D 处二科负责调查的,在调查中,他们发现,霍顿每个月总要带着他的女朋友埃塞尔·吉到伦敦去一次。监视队对霍顿七月份伦敦之行进行了监视,他们发现霍顿在滑铁卢路同一位男子会晤并交给他一只旅行袋,然后又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会晤的那个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车。根据目测,监视队判断他可能是波兰驻伦敦的一名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的牌照以后,他们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监视队又被派到波兰使馆附近,对那位波兰官员进行了重新核对。他们回来以后果然说,刚才他们弄错了。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力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霍利斯哼了一声。 
  霍利斯回来以后,坚持要解决这个案子。他命令西蒙兹写一份新的报告,并指示他在考虑这份新报告时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霍利斯简要地陈述了他的经历。他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并声称牛津也不是避风港,同样会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霍利斯开始把档案归拢成一堆。 
  霍利斯快退休时,“流畅”工作开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绘军情五处被渗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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